所谓“官箴”，就是做官的戒规。明沉鲸《双珠记·弃官寻父》：“制行难期画虎成，事亲肯被官箴缚，尽孝何愁世网婴。”《太平天囯·醒世文》：“为官头顶守官箴，秉公正直奉法行。” 梁启超 《新民说·论公德》：“近世官箴，最脍炙人口者三字，曰清、慎、勤。”

我国古代吏治，整体情况不敢恭维，但因为儒家、法家等优秀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，也不乏可以圈点值得借鉴的东西。1993年9月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副总理朱镕基，出席全国分行行长反腐败工作会议，在讲话中就引用了他从小就能背诵的一段如何做官的名言，“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，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，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，这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“官箴”。

传世最早的官箴是由几位帝王倡导的，被称为“戒石铭”。 五代后蜀皇帝孟昶（919—965）当政时，鉴于前蜀国君王衍（899-926），因吏治腐败而亡国的前车之鉴，于后蜀广政四年（941）撰写了一篇振奋人心的《颁令箴》，颁于郡国，以期让官员们“历历在目”“则必能隐惕于其心”，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。《颁令箴》共24句96字：“朕念赤子，旰食宵衣。托之令长，抚养安绥。政在三异，道在七丝。驱鸡为理，留犊为规。宽猛所得，风俗可移。毋令侵削，毋使疮痍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赋舆是切，军国是资。朕之爵赏，固不逾时。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为人父母，罔不仁慈。特为尔戒，体朕深思。”

宋朝宋太宗赵光义（939－997）在位期间，删繁就简，摘取其中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4句16字，于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颁示天下，令立官箴碑于全国各州、府、县衙署大堂前，南向书“公生明”三字，北向书此戒石铭。长官坐堂理事北向的铭文16字，即抬头可见，以提醒其秉公办事，若徇私枉法，天理不容。

至南宋绍兴二年（1132），南宋高宗又把诗人黄庭坚书写的这一铭文，颁于各州、府、县，刻石立于大堂前。明太祖朱元璋进一步明令立于甬道中，并建亭保护，故有“戒石亭”之称。清人后因出入不便，改为牌坊，称为“戒石坊”，以进出熟视，铭记不忘。乾隆《武安县志》衙署图在大堂前则标有“触目惊心坊”“圣谕坊”“天语坊”等名称。尽管名称不同，其目的都是起警示作用，以进出熟视，铭记不忘，故通称“戒石铭”。

现存邹县孟庙的“仁廉公勤碑”也很著名。该碑是明万历年间邹县县令梁州彦所立，以策励自己及僚属廉洁勤政。该碑明清时一直立于山东邹县县衙，上世纪50年代，因旧县衙损毁，该碑移至孟庙致敬门下保存至今。

 据宋代叶釐《爱日斋丛抄》记载，“仁廉公勤”四箴言由王迈（1184—1248）所撰，追溯源头却是真德秀（1178—1235）提出。真德秀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理学家，嘉定十五年(1222年)出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，到任不久即着手整顿政风，并以抚民以仁、律己以廉、存心以公、莅事以勤——即“仁廉公勤”四字为做官准则来勉励僚属。王迈，南宋诗人，嘉定十年(1217年)进士，历任南外睦宗院教授、漳州通判等职，为人刚直敢言。他在任职南外睦宗院教授时，在真德秀的基础上撰写了“仁廉公勤”四官箴。四箴讲述了“仕而廉则优”的两种关系：一种是群己关系，一种是知行关系。“仁”是心中要有老百姓，“廉”是严格要求自己，这是讲群己关系；“公”是心中要有一杆秤，“勤”是办政事要勤快，这是讲知行关系。

随着时光流淌，王迈创作的四官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明代万历年间（1573—1620），邹县县令梁州彦（生卒年不详）对四箴特别喜欢，于是刻了这块四面碑，立于县衙，借此警戒自己及其僚属廉洁勤政、为民办事。四箴的具体内容:“仁箴：古者于民，饥渴犹已，心诚求之，如保赤子。於戏！入室笑语，饮□啮肥，出行敲仆，曾痛痒之。不知人心不仁，一至于斯！淑问之泽，百世犹祀，酷吏之后，今其馀几？谁甘小人，而不为君子。廉箴：惟士之廉，犹女之洁，苟一毫之点污，为终身之玷缺。毋谓暗室，昭昭四知，汝不自爱，心之神明其可欺？黄金五六驼，胡椒八百斛，生不足以为荣，千载之后有馀戮。彼美君子，一鹤一琴，望之凛然，清风古今。公箴：厚姻娅，近小人，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钧。开诚心，布公道，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。故曰本心日月，利欲食之；大道康庄，偏见室之。听信偏，则枉直而惠奸；嘉怒偏，则赏僭而刑滥。惟公生明，偏则伤阍。勤箴：尔服之华，尔馔之丰，凡缕丝而颗粟，皆民力乎尔供。仕焉而旷厥官，食焉而怠其事，稍有人心，胡不自愧，昔者君子，靡素其飧，炎汗浃背，日不辞艰。警枕计功，夜不遑安，谁为我师？一范一韩。”

朱镕基熟记的“官箴”，始于明朝著名理学家曹端的“公廉说”。曹端（1376—1434），字正夫，号月川，河南渑池人。他与陕西有点渊源，曾经三次到西安府担任陕西省科举考官，为国家录用人才。曹端倡兴理学、躬行实践，首倡“公廉”说。1414年，他的学生郭晟乡试中试，被授西安府同知，上任前专门去拜别恩师，讨教为官之道。曹端对他说：“其公廉乎！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。”

明代山东巡抚年富（1395—1464）在曹端对学生郭晟的答语基础上进一步创作，撰写出了这则被后世广为流传的《官箴》，即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，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，并被刻碑。明代泰安知州顾景祥，于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十四年（1501）八月重刊，并树立于泰安府衙。257年后，即清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，颜希深守泰州，于科房破壁中发现了贞庵主人顾景祥的所刻的官箴碑文，感受颇深，遂将此碑立于官署内西厢房，当作座右铭。颜希深57岁时，儿子颜检升任浙江巡抚后，也将此官箴刊刻于衙门之厅壁，视为座右铭，这也是“公廉”官箴在浙江流传之始。又过了七年（1822），颜希深的孙子颜伯焘，授陕西延榆绥道台，携拓片上任后即示戒同僚，并准备刊刻，但由于当地没有好的刻工，便将拓片寄给长安知县张聪贤，委托其代为刻石立碑，道光四年碑成，这便是至今完好保存于西安碑林内的官箴碑。大名鼎鼎的“官箴碑”，集三十六字官箴、明泰安知州顾景祥跋语、颜希深祖孙三代及长安知县张聪贤的跋语于一身，可谓一部“公廉”官箴的流传史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，年富创作的官箴只有前30个字。在曹端死后百余年，明代另一学者洪应明在其所著《菜根谭》中说：“居官有二语，曰：‘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’”人们依此补充了6个字。这6个字继承了荀子《不苟》篇：“公生明，偏生暗”思想。意思是说，公正使你明察，偏私使你愚暗。这6字被人们称为“万世之导引”。三十六字官箴的意思是：官吏不怕我严厉，而害怕我廉洁。百姓不服我的才能，而服我的公正。为政清廉，官吏就不敢有所怠慢；办事公正，百姓就不敢有所欺瞒。为官公正，才能使政治清明；为官清廉，才能在百姓中树立威信。（市委党史研究室   应国斌）